說唱文藝源遠流長,，種類繁多，分布廣泛,，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民間記憶和民族心理,。百年來說唱文藝文獻整理和資料建設已取得一定成績，但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就整理思想而言,，應該追求說唱文藝文獻整理的獨立性、整體性和平衡性。應該說,，說唱研究從昔日的開創(chuàng)到今天的深化,，縱向來看的話，研究成果不可謂不顯著,，研究進展不可謂不迅猛,。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世紀以來說唱文藝始終沒有獲得獨立地位,，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學科劃分中,，它要么被劃入古代文學或近現代文學，要么依附于俗文學或民間文學,，處境尷尬,，難以歸屬。這種依附性極大地限制了說唱文藝研究,，當然也包括文獻整理,。

  目前大型說唱文獻的匯集出版還遠遠不夠，大型說唱研究資料的整理編纂還處于起步階段,，這與說唱文獻整理本身的難度有關,，也與研究者的思想認識和重視程度密不可分。因此,，只有在承認說唱文藝獨立地位的基礎上,，站在學科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度，打開格局,，投入力量,，以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去進行說唱文藝的文獻整理工作，才能形成一批大體量,、有影響的標志性成果，從而構建說唱文藝學科的堅實基礎,。

  此外,，說唱文藝文獻資料整理缺乏整體性，存在熱門曲種與冷門曲種,、古代和現代,、國內和海外諸多方面的不平衡。具體說來,，寶卷,、子弟書、彈詞,、評話,、鼓詞、詞話等曲種的文獻整理相對走在前面，而俗賦,、崖詞,、陶真、諸宮調,、蓮花落,、貨郎兒、俗曲,、道情,、木魚書、琴書等曲種的文獻資料整理則落后許多,。古代,、國內的說唱文藝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遠遠多于現代、國外的搜集整理,。

  由此可見,，文獻整理工作并非只是埋頭于故紙堆，還需要有宏大的格局和長遠的眼光,，應該建設獨立的說唱文藝文獻系統(tǒng),，堅持曲種、時段,、民族,、內外等方面的平衡，提升說唱文獻整理的價值和意義,。

  就整理視域而言,，盡量擴大視野，打破壁壘,，實現資料搜集最大化,。俗文學文獻和傳統(tǒng)雅文學文獻大不相同，其中說唱文獻更是特殊,，更加具有民間性和零散性,，這就意味著研究者不能僅靠泡圖書館就能解決問題，而要多角度,、全方位搜集資料,，拓展資料搜集的渠道與范圍，著力打通說唱文學與其他雅俗文學,、文化之間的文體,、學科壁壘。

  鑒于此,，在基本文獻方面,，我們既要注意已經出版的存世文獻,，更要留意沒有出版的私人藏本，甚至師徒相傳,、父子相傳的秘本,；既要注意坊間木刻本、油印本,、鉛印本等,，更要留意民間手抄本；既要注意國家知名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等收藏,，更要留意各地文化館、縣志辦,、曲藝協(xié)會等文化部門的收藏,；既要注重文字資料的搜集，也要注重影音資料的搶救和保存,。

  在研究資料方面,，除了通俗文藝專書以及常見的小說、戲曲,、筆記,、詩文別集之外，我們還需要把視域擴展到史傳,、方志,、宗教典籍、譜牒以及報紙雜志,，甚至家訓,、回憶錄、訪談錄,、日記中,，去鉤稽、整理說唱研究資料,。

  比如,，嘉慶《龍山縣志》卷七“風俗”云：“四五月耘草，數家趨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畢,，又至一家,。隴畔擊鼓鳴鉦以催功，……唱《列國》《水滸傳》,，自葉音節(jié),，以助歡娛,，謂之薅草鼓?！边@則資料揭示了清代湘西邊陲少數民族山歌當中的說唱特質,，很有意義。然而它僅見于方志,，不見于其他記載,。

  就整理工作而言，需要加強協(xié)作意識和團隊意識,。說唱文藝的文獻整理工作,，就基本文獻而言，主要是說唱作品的搜羅整理,，包括全集或選集式的編纂整理,、單部作品的輯校整理、同一題材說唱作品的匯編整理,、少數民族說唱作品的翻譯整理,、海外珍稀說唱作品的發(fā)掘整理等。就研究資料而言,，包括說唱文獻的編目敘錄,、說唱資料的纂輯考辨等。除此之外,，還包括工具書,、數據庫等的資料建設工作。到目前為止,，這些工作大都開展過,，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績。沒有開展的,，需要完成從無到有的建設,。已有成果的，需要實現從有到精,、從有到全的提高,。

  由于說唱文藝曲種繁多，地域性強,，涉及面廣,，語言多樣，這種特殊性和復雜性使得在搜集,、辨析,、整理說唱文獻資料時，需要運用文學,、歷史學,、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音樂學,、語言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知識與理論,。在個人知識,、力量受限的情況下，上述很多工作的推進和突破,，都有賴于地域協(xié)作,、學科協(xié)作、民族協(xié)作,、中外協(xié)作,，需要合力完成。

  比如由于語言不通,，研究者們對少數民族說唱作品研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有精通少數民族語言的學者將其翻譯成漢語，其他學者便能加以利用,，進行深入研究,。朱萬曙《董永故事的漢、彝說唱文本》（2019）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通過同一題材不同民族說唱文本的比較,，獲得了新發(fā)現，而這是依靠彝族學者的翻譯協(xié)助才得以實現的,。事實上,，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文學藝術影響交融的例子還有很多。蒙古族說唱胡仁·烏力格爾中,，有很多故事來自明清小說,，不過說唱文本多是蒙文，口頭文本也是蒙語錄音,。不懂蒙語的漢族研究者在沒有協(xié)助的情況下,，是難以進行利用和研究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少數民族代表性說唱作品的翻譯整理,，無疑值得關注。

  此外,，加強團隊意識也很重要,。說唱文藝文獻整理工作難度大、時間長,，令一些年輕學人望而卻步,。如果一些學者能夠凝聚力量、組建團隊,，通過辛勤耕耘,，奉獻出高質量成果，將會產生很好的示范效應,，從而起到引領,、帶動作用。比如中山大學黃仕忠教授團隊,。在說唱方面,，團隊已經完成《子弟書全集》（2012）和《新編子弟書總目》（2012），《潮州歌冊全編》《閩臺歌仔冊全編》《潮州歌冊總目提要》《木魚書,、龍舟歌總目提要》等工作正在進行中,。團隊以廣東說唱為主，進行有計劃,、有體系的整理工作,，行之有效，值得推廣,?？傊獙崿F文獻整理的體系化,、規(guī)?；M織人員進行團隊研究,，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途徑,。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研究,。隨著科研條件的改善,、國際文化交流的密切，只要我們從思想上高度重視,，視野上力求開闊,，工作上注重協(xié)作，就一定能實現說唱文藝文獻整理成果從無到有的飛躍和從有到精的提高,，進而開創(chuàng)說唱文藝研究的新局面,。

（編輯：妍琦）